■胡录学

　　人一生可能会受到许多人的帮助和影响。在我的军旅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您——夏维礼政委。

　　总后独立通信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组建的一支当时由青藏兵站部临时代管的新型通信部队。我是通信营组建三四个月后于1969年所接的第一批新兵。

　　我来不久后，您和岳凤翔营长从汽车77团调来通信营，您是通信营的第三任政委。您到通信营后，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大力进行整顿，很快统一了部队思想，通信营形成了一套“忠于职守，勇争第一”的部队作风，真正走上了思想建军的正确道路，还逐步培养提拔了一批干部，我就是其中之一。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您和岳凤翔营长凭着优秀的军政素质、强有力的领导，带出了一支吃苦耐劳、作风过硬、能打硬仗的干部队伍。我们这批干部没有辜负党委的培养和您的教诲，支撑通信营20多年。王胜利、骆中生、熊发顺、庞保军相继被提拔担任通信营政委、营长和技术专家。我在通信营服役20年。1969年入伍的原卫生所所长彭文太坚持通信营21年，直至军改前夕。1973年入伍的熊发顺，从六连文书继任为通信营最后一任营长，并带领这支部队在军改中升格为通信总站，实现了总后独立通信营的华丽转身。

　　我们部队无论在通信兵系统内，还是和青藏线驻地师、团军事单位相比，在政治、军事、行政管理、技术各方面都是先进。我们各项工作不甘落后，奋勇争第一。这是您和岳凤翔营长当年带出来的部队作风，并得以代代相传。当年您培养的这批干部不辱使命，光荣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干部战士常常会为您们两位老首长管理部队的能力和水平自豪！

　　刚入伍时，我很想当一名载波技师，学一门专业，怎奈一入伍我就搞战备、深挖洞、打土坯、盖营房，和高技术的载波无缘。但在多次听您讲课中，您引经据典的学识、深厚的理论水平、滔滔不绝的口才，还有洪亮清晰、略带河北方言的口音，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认识到载波之外还有洞天、晶体管之外还有学问，让正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懵懂寻求方向的我，无意中选择了以您为偶像的人生道路。

　　在听您讲课中，有两句话对我影响深刻并让我铭记终生。

　　第一句话是“你们中，有一些人有可能将来会当排长、连长，当通信营营长或政委，不能成年累月用同样的话教导部队，你们要自觉养成爱学习的好习惯，不断学习新知识、熟悉新语言，用新思想去教育激励部队。”这是您在动员部队提高学习自觉性中提出的要求。我不但认同您的观点，更使我心头为之一振的是通信营连长、营长有可能从我们当中产生。这让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意和激情。

　　正是在您的启发下，我任六连副指导员期间，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观念，按上级要求，在高寒缺氧的唐古拉山硬啃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三本著作。1975年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运动时，我根据这些理论主持绘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理论联系图》。在海拔5200多米的“世界屋脊”唐古拉山，我也组织六连官兵对资产阶级法权路线进行了严厉抨击。这在当时的青藏沿线基层部队是少有的。

　　1997年，我参加了在北戴河举办的一个专业培训班，其中有中共党史课程内容。我坐在现代化的自媒体课堂，曾多次反复想着当年我坐着小马扎在营直食堂听您就着饭桌宣讲党史的情景。现在想起来，我的党史知识基础早在30年前您就给我传授奠定了。

　　后来的实践活动使我进一步明白，学习实质上是对未知永远的求解和探索，只有这样才能自立于社会，跟上时代的步伐。从部队转业后，我虽然在工作上没有突出的政绩，但没有给部队丢脸，虽然离工作要求还很远，但您教导的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工作要求的习惯，我仍然坚持着。

　　另一句话是领导干部要讲大局。我们部队的大部分连队分散驻扎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昆仑山、风火山、可可西里、唐古拉山，自然条件恶劣，机关驻地格尔木条件相对好点。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段时间部队家属临时扎堆来队探亲，个别来队家属不顾高山反应，直接上山到连队。您在营直食堂专门召开干部战士大会，讲明目前营区接待困难，要求各连队要有大局意识，服从大局管理。特别又对各连队主官循循善诱地讲：“在连队你们也是一级主官，不讲连队大局谁想下山就下山，你的连队还怎么带？各连队不从全营大局考虑问题，我们还能成部队吗？不要怕别人说你只讲大道理，不讲大道理只听小道理，我们还能成为革命的武装集团吗？你们将来无论做哪项工作，都会碰到大局和局部的关系，讲大局也要尽力解决具体困难，但首先要树立讲大局意识，事业才能成功。这是一个部队主官干部成熟的标志。”

　　正是在您这种思想观念下，营里及时制定了部队来队家属审批制度，党委统筹兼顾从营直机关划出一栋平房作为临时来队家属住房。

　　后来从哲学观点中，我进一步理解到大局和局部的关系充满了社会各个层面，大局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同时从具体实践中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讲大局就是维护更多人的利益，让更多人满意。这是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思想觉悟的试金石。掌握了这之后，无论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回地方，特别是遇到形形色色的各类大局和局部的棘手问题，我都牢记首长教导，基本上没有出现失误现象。

　　1979年夏，我带领通信营各连队十几个人到西宁兵站部参加普法学习，有次在部机关大院偶然遇见您，您问我工作情况，我简单汇报了咱们营的一些情况。学习期间，听说您夫人韩大姐在325医院住院。一个星期天我和张玉生前去探望，韩大姐向我们诉苦：“老夏只忙他部队的事，我要做手术了还不见他的影儿。”我安慰了一番，一会儿您勿勿赶来，在部队面前您冷峻威严，在大姐面前您却和蔼可亲。我们帮着大姐做了一些辅助治疗的杂事，看着大姐病痛的愁容，我们知趣地退出。后来又没了您的消息，好长时间以后，才得知您已经调离了青藏兵站部。这次无言相别后，已有40余年再未见面了。

　　多年来我，时常想起您，多次打听您的下落。退休后，这种愿望更加强烈。2021年新年到来之际，我再一次萌发去看望您的动意，向您汇报作为总后独立通信营一名老兵，我始终不忘您的教诲，感恩在您的培养教育下，一路走来虽然不才，但也有酸甜苦辣背后的成就感。

　　夏政委，您在哪里？您及家人还好吧？